第二十七章 1965年9-12月 (第2/2页)
“李组长对你们家的事真上心，不过他们在这里最多也就几个月，你是聪明人，不要犯糊涂。”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随口一说，别往心里去。
玉军上学后，家里能挣工分的人更少了，为了替母亲分忧，玉强决定提前离校回家务农。
玉强上工后，家里的劳力有所增强，但彩云不知道玉强的底分能定多少，王红兵会不会刁难。
工作组进村以后，王红兵工作比往日更加努力，一有时间就围着工作组的吴组长转，还号召大家要积极配合工作组的工作。
他老婆韩秀霞成了李组长的尾巴根子，李组长扎根串连到哪里，她就跟到哪里。而且每次都能找到话茬和事由，尽管李组长很反感，但也不好直接赶她走。
彩云对此很清楚，每当韩秀霞过来时，她就找个事由约李组长到其居住的小房间去聊。
李组长找彩云聊的内容很广泛，包括生产队领导和大队领导的政治、思想、经济等情况以及“四类分子”的情况。
彩云觉得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只有王红兵不是东西，其他的都还好。尽管王红兵当年侮辱、践踏甚至置她于死地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但考虑到家族势力的影响，她不想谈及此事，不愿把事情闹大，同时也担心因证据不足，引火烧身。
工作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，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工作会议，主要是布置下一阶段的具体工作，重点是查账，要求各队先把近三年的各种账目，粗线条的理一遍，从中发现一些疑点，然后再深查。
查账的重点是三个方面：一是现金账，看支出是否合理，是否符合制度，有没有干部假公济私多吃多占；二是查实物账，看收支是否平衡，还要实际盘点，看账物是否相符；三是查生产队分配，看是否符合政策，是否合理，有没有干部贪污，多占问题。
会后，李组长带领两名同事开始查账工作，王红兵安排队里的会计、保管员和记工员重点配合。
十一月初，秋收工作全部结束。王红兵把最好的粮食全部用于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，还打肿脸充胖子卖了余粮，可社员们分到的粮食反而减少了。但他的做法得到工作组吴组长的肯定，大家也只好忍了。
李组长从公社开会回来，把玉兰喊到她住的小房间：“这是我儿子穿过的棉衣，我觉得你可以穿,你试一试。”
玉兰问：“我妈知道吗？”
“我还没来得及跟你妈说，你先试试。”
玉兰穿上，李组长看了看，问玉兰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“除了有点长，别的都挺合适。”
“长一点没事，明年还可以穿。”
“我妈能同意吗？”
“没事，我跟你妈说。”
彩云见了感到奇怪，问李组长：“这是谁的衣服？”
“我儿子的，太小穿不了了，带来让玉兰试试，你看行吗？”
彩云看了，觉得这衣服至少有七成新，玉兰穿着也挺好，只是觉得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：“这么好的衣服，我也没钱给您，您还是拿回去吧。”
“我的孩子都大了，没人能穿，放着也是浪费，能派上用场我很高兴，你就别推辞了。”
彩云道：“玉兰，快谢谢你阿姨。”
玉兰笑了：“谢谢阿姨！”
王红兵见玉兰穿了这身棉衣感到纳闷，彩云欠账不还，哪来钱给玉兰添置衣服？他跟玉兰说：“玉兰，你穿上新衣服真漂亮，成大姑娘了。”
玉兰道：“不是新的，是李阿姨儿子穿不了送给我的。”
“你李阿姨对你真不错。”
“是的，她挺喜欢我的。”
“你妈和你李阿姨平时都说些什么？”
“就是一些家常话。”
“说到我了吗？”
“好像没有。”
“上次我给你买的糖果吃完了吗？”
“吃完了。”
“下次我再给你买。”
“不用，我让我二叔给买了。”
“为什么不让我给你买啊？”
“我怕我妈知道了骂我。”
“你可以放到你们家后院的草垛里，你妈怎么能知道呢？”
“那我也不想让您买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妈不让我跟您多接触。”
“你觉得小表叔是坏人吗？”
“不是，您是队长，是干部，也是好人。”
“这就对了，快去忙吧。”
王红兵这才知道，玉兰穿的衣服是李组长拿来的，上次又去找校长解决了玉军上学问题，看来李组长要在彩云身上做文章，他觉得必须提高警惕，死死抓住吴组长这棵大树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了解，李组长决定和工作组两位同事一起找王红兵谈话，就群众反映的问题，听听他的意见。
谈话中，王红兵对老婆的问题，态度很诚恳，说当时主要是群众的意见，自己没多想，现在觉得确实不合理，表示尽快纠正。当谈及偷粮藏在祖坟里面的问题时，他反应非常激烈，说是诬陷，是别有用心，是想借工作组的力量来挖自己家的祖坟，挑动工作组与群众的关系......
李组长没等他说完，便警告他：“请你说话注意点，群众反映问题是这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希望你正确对待，不要上纲上线。”
王红兵也不示弱：“我上纲上线了吗？反映问题应当实事求是，无中生有，借运动泄私愤就是诬陷。”
“是不是诬陷轮不到你来说，工作组通过调查自有结论，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配合调查，交代自己存在的问题。”
王红兵听到这，腾地一下站起来，瞪圆了眼睛，冲着李组长大声吼起来：“交代，代什么？我是敌人还是犯人？我觉得你是受了个别人的迷惑，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，我找吴组长去。”说完起身就要走。
李组长急了：“王红兵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是这个态度，我们就把你移送工作组处理。”
“哼，移送工作组，你问问吴组长能同意吗？”王红兵扔下这句话还是离开了。
王红兵觉得在偷粮藏祖坟这个问题上，必须保持强势，否则很容易让工作组生疑。
由于王红兵不配合，谈话不得不中止。李组长立即将此情况向吴组长反映，并征求吴组长的意见：“吴组长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吴组长问：“反映偷粮藏祖坟问题的人多吗？”
“不多，就一人。”
“方便说一下这人是什么人吗？”
“是王红兵的一个堂嫂。”
“她和王红兵有什么积怨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她当时是怎么说的？”
“她说有一天夜里，一个人从老王家祖坟那里走进王红兵家里，她能确定这个人就是王红兵，而且还背着东西，她怀疑王红兵偷粮藏在祖坟里。”
“仅凭这个信息，很难做出判定。”
“还有人反映在那个特别困难的年代，他家不但没有饿死人，就连浮肿的都没有，按照当年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的标准，如果没有其他粮食来源，不可能有这个结果。因此综合分析，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的。”
“你们和其他村民了解过吗？”
“了解了，他们说不知道。”
“到他们家祖坟侦查过吗？”
“去了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”
“该查的都查了，既然没查出问题，我看这事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“王红兵这人不简单，整天到晚跟在你屁股后面转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对他我们还是应该慎重些。”
“你可能太敏感了，他找我也都是谈工作，没有别的，对他的问题你们可以再细查，如果确实有问题，肯定要严肃处理。”
“那偷粮藏祖坟的问题怎么办？”
“这个问题很敏感，你们也可以再查，但不能轻易下结论，更不能轻易动，即使是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我们也只能请示上级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，但有社员希望王红兵对他们全家人，在那个特别困难年代安然无恙做出合理解释，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不好处理。”
“那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个就推定他有问题，也许他有什么别的因素，你们可以婉转的跟他聊一聊。”
“我刚到彩云家时，他就派人送去桌子和板凳等家具，说等我们走后就收回，我觉得不好，让他搬走，他特别不乐意，后来看我急了才给搬走。从那以后对我好像有点看法，沟通起来总感到不舒服，要不你跟他谈谈。”
“好吧，这事我来办，你们重点查一下队干部的经济问题。当然，其他问题也不能放松。”
“队干部的经济问题我们一直都在查，到目前为止，未发现明显的问题。”
快到年底了，队里按照惯例，召开评工分社员大会，王红兵邀请吴组长和队里三名工作组同志参加了会议。
会上，王红兵首先声明：“我爱人韩秀霞的底分定得偏高，应当进行调整。上次评工分时，大家提议定为八分半，当时我没有多想，就顺着大家的意思表示同意了，现在看来有点不合适，我提议，韩秀霞的底分调整为六分，看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多数人表示六分太低，提议定为七分，王红兵对此不好拍板，最后还是吴组长表态，定为七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