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零八章 惊蛰 (第2/2页)
惊蛰的第五天，陈溪从北京打来电话。她的声音有些疲惫，可带着笑。
“爸，研讨会开完了。很顺利。方叔叔陪我去的，他坐在台下，一直看着我，就像您说的，我看着他就没那么紧张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“爸，方叔叔瘦了，背也更驼了。他走路要拄拐杖了，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还不用。他跟我说，他写不动了。他说他写了二十多年，写了十几本书，该歇歇了。”
河生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他歇不下来的。他不写，手痒。跟你爸一样。你爸不造船，手也痒。”
陈溪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方叔叔说您也是。他说您不造船，手痒。您不写字，手也痒。你们俩一个样。”
“你方叔叔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没有他，就没有那些书，没有那些读者，没有那些记着航母的人。”
“他也是。爸，方叔叔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，不是写了多少本书，是认识了您。”
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他把手机从左手换到右手，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。“你替我给他带个好。就说我想他了。”
“好。”
惊蛰的第六天，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。包裹不大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本书的样书——《大河之子》的英文版。封面是蓝色的，上面有一艘航母的剪影，远处是黄河的轮廓。扉页上印着几行字——“Tomyfather,mymother,myfamily.”
他看了很久，把书放在书桌上，和周老师留下的字帖放在一起。英文他认不全，可他认得那几个字——“myfather”。那是他的闺女在叫爸。
惊蛰的第七天，河生去了一趟船厂。第六艘航母的舾装进度很快，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五。巨大的船坞里，工人们在安装各种设备和系统，电焊的火花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。河生站在船坞边上看着那艘巨舰。
“陈总，您来了。”李晓阳从船坞那边走过来，手里拿着安全帽。
“来了。舾装进度怎么样？”
“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五。下个月能完成百分之五十五。”
“质量呢？”
“您放心，每一个设备都做过测试了，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。”
“好。”
从船厂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河生开着车，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。他跟着哼了几句，还是走调。
惊蛰的第八天，大哥从河南打来电话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说枣树的叶子长出来了，嫩绿嫩绿的，好看得很。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了一下午。
“河生，你啥时候回来？树绿了，你也该回来看看。”
“快了。等过了清明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。窗外的石榴树，嫩芽已经长成了小叶子，深红色的，在风中轻轻摇晃。春天真的来了。
惊蛰的第九天，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电话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可还是带着笑。
“河生，溪溪的剧本改完了。她改了好几稿，越改越好。这孩子有耐心，不像你。你画图纸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可你画到第七遍就摔笔。她不摔，她慢慢改，改到满意为止。”
“她随你。你写书也这样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写到满意为止。”
“那是。我是她老师，她随我。”
两个老人在电话里笑了。
“河生，惊蛰了，春天来了。”
“来了。”
“可倒春寒比冬天还冷。你多穿点衣服，别着凉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。”
“你也是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也不拿自己当回事。”
惊蛰的第十天，河生收到了方卫国寄来的新书。一本薄薄的册子，封面是淡绿色的，上面印着几个字——“惊蛰笔记”。方卫国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河生，这是我去年写的随笔，集起来印了几本，送你一本。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就是写着玩。你闲着没事翻翻。”
河生翻开第一页，方卫国写的是惊蛰。
“惊蛰，春天的第三个节气。春雷响，万物长。冬眠的虫子醒了，地里的庄稼开始拔节。人也该醒了。睡了一冬天，骨头都硬了，该伸伸腰了。我今年六十二了，骨头硬了好多年，可每年惊蛰，我还是会试着伸伸腰，哪怕伸不直，也要伸。活着，就得伸腰。”
河生看着这段话，眼眶有些湿。方卫国写字丑，可他写的东西，总能戳到人心里最软的地方。就像年轻时候他在黄河大堤上迎着风喊——“河生！你等等我！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！”那句话没有什么文采，可河生记了一辈子。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，抬头就能看见。
惊蛰的第十一天，陈溪的电影剧本定稿了。对方发来邮件，说剧本通过了审核，可以进入下一阶段。陈溪坐在书桌前，把那封邮件看了好几遍，手指在鼠标上无意识地敲着。
“爸，剧本定了。”她走进客厅，声音有些飘。
“定了好。”
“爸，您怎么不激动？”
“激动。可你方叔叔说过，激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，冷静下来再做。你书出了，电影要拍了，该激动，可激动完了还得干活。电影拍出来才是真本事。”
陈溪点了点头。
下午，她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。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溪溪，你爸说得对。书出了，电影要拍了，可路还长。慢慢走，不着急。你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”
“方叔叔，您身体怎么样？”
“好着呢。死不了。还没看到你的电影上映呢，死不了。”
陈溪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惊蛰的第十二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。不是清明，不是忌日，他就是想去看看。惊蛰快过完了，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。墓地在青浦，坐地铁换公交，将近两个小时。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、一瓶矿泉水、一块抹布。
墓碑还是老样子，黑色的大理石，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他蹲下来，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，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。菊花的花瓣在惊蛰的暮色中轻轻颤动，像一个人在点头。
“周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惊蛰快过完了，春天来了，您那边也暖和了吧？溪溪的电影剧本定稿了，方叔叔说写得好。您要是在，一定高兴。您教她写字，教她做人。您说过，字如其人，人如其字。溪溪的字写得好，人也做得好。随您。”
他蹲了很久，腿有些麻，干脆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。石阶冰凉的，隔着一层棉裤，凉意还是慢慢透进来。
“周老师，我的字进步了。方叔叔说我写的‘惊蛰’有味道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是味道，可我听了很高兴。您要是在，又要批我了。您看哪里都不顺眼，这里松散，那里无力，恨不得替我写。”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
“周老师，我走了。下次再来看您。您保重。”
风吹过松柏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。
惊蛰的第十三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。信封上贴着邮票，盖着老家的邮戳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。照片上是一棵枣树，枝头已经长满了嫩叶，黄绿色的，密密麻麻的，像盖了一层薄薄的绒毯。大哥站在枣树下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，笑得很开心。
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“河生，枣树叶子长出来了。嫩绿嫩绿的，好看得很。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了一下午。你啥时候回来？树绿了，你也该回来看看。”
河生把照片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每天都能看到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站在枣树下的样子。
晚上，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
“哥，枣树叶子长出来了？”
“长出来了。嫩绿嫩绿的，好看得很。”
“好。等过了清明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惊蛰的第十四天，河生坐在书房里，铺开宣纸，拿起毛笔，蘸了墨，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。他写的是——“惊蛰”。写好了，他看了很久，把它贴在墙上。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“春雨如酥”。方卫国的字比他写得好，周老师的字比他写得更好。可他不急。他慢慢练，练到写不动为止。
他想起周老师说过的话——“陈老师，你是个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。”河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，可他这一辈子没有害过人，没有骗过人，没有做过亏心事。这就够了。他把毛笔放回笔架上，笔尖已经洗净了，墨也吸干了，等着下一个字。
窗外，暮色四合，梧桐树的枝丫在昏黄的光线里像一幅水墨画。惊蛰快过完了，春分快来了。春天才刚开始。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，摇了摇。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惊蛰的暮色中响起来。德顺爷的声音好像又回来了，从黄河边穿过几十年的光阴，从这个节气的缝隙里透过来——“河生，你去吧，去远一点的地方。”
他去了。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去了上海，去了大洋彼岸，去了航母的甲板上，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讲台上，去了几十万字的稿纸上。可他从来没有忘记回来。回来黄河边，回来枣树下，回来母亲长眠的地方。铜铃一响，他就知道家在哪儿。根在哪儿。